如果做2009年的总结,杨老师是我最大的收获.这是本人离开记者岗位以后写的唯一一篇报道性质的文章。尽管比较八卦,可是这些正是我向他致敬的理由……
杨东平：游走在体制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张 眉
杨东平没有想到，自己一篇声讨奥数的博文，竟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短短两天时间，他在新浪博客上发布的《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一文，点击就已经超过45万，回复和评论也超过了6000条。文章中，杨东平说，奥数的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其对少年儿童的摧残之烈，远甚于黄、毒、赌，“说它祸国殃民毫不过分”。
“有些人不解我的愤怒，你为什么那么极端，（奥数）怎么就比黄赌毒更厉害啊？”杨东平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黄赌毒之类受害者少；而“奥数班”、培优班之类，大面积覆盖学校教育，堂而皇之地绑架了大多数学生、尤其是所谓的“好学生”，贻误、伤害着整整一代少年儿童。他说，自己的很多朋友、同事的孩子正在经历奥数的毒害，他们自己都深恶痛绝，但都在积极参加奥数班，没人站出来说话，自己只好替他们出来“大喝一声”。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大规模地戕害青少年的行为没人管。不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吗？不是不许乱收费吗？不是有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吗？公安、城管都不管？妇联、关工委呢？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吗？或者说，我们要容忍到何时？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还不能愤怒一下？”
很难想象，这样激烈的言辞，出自于面前这位温文尔雅，甚至语调有点儿平淡的学者。他的学生说，听杨老师上课，有时候会听不下去，因为他的语言有点儿太平实了，犯困的学生，有时候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杨东平对此并不以为忤，上课中间，他时而突然停下来向学生们提一个问题，如果学生都回答不出来，他会呵呵一笑，然后继续耐心解释；有时候他自己说一个笑话，学生都没有回过味来，他就在讲台上一个人呵呵呵地笑，笑完了接着讲课。
喜欢听他讲课的人，会全神贯注地捕捉他的每一句话。杨东平的话语逻辑性极强，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句句都在点子上，少有废话。有记者说，整理杨东平的采访录音是最轻松的，因为不需要太多的编辑整理，他的原话便可成文。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采访之前，他仔细地跟记者沟通诸如读者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采访内容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向读者呈现等等。相对于演讲，杨东平似乎更适合对话。
“一身两制”
“我的生存状态和很多的教授、学者很不同。”这是杨东平的开场白。
这种不同，他称之为“一身两制”：一种是体制内的身份，他是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所长、教授、博导；另外一种是社会组织的身份，其中包括四个社会公益组织（NGO）的领头人的职位以及诸多的社会组织的顾问、理事等职务。
他是环保NGO自然之友的理事长。1994年杨东平与梁从戒先生等人一起参与创办的自然之友是国内最早、最具有影响力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从2002年开始，杨东平开始参与到民间教育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工作，并从2005年开始担任该机构的院长一职，全面主持各种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倡导工作。2006年，杨东平参与组织发起了以支持、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发展为宗旨的北京西部农村发展基金会，并担任理事长。此外，从2007年开始，杨东平还被推选为陶行知研究院的常务副会长一职。
这些还只是杨东平多样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还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副秘书长……如果不是记者偶然提到《中国之韵》的重要工作领域之一是收藏，杨东平也不会跟人提起自己也喜欢收藏字画，并有一个专门收藏各种字画的“小小收藏库”，人们才因此了解到，他在收藏方面也颇有心得。他也画画，在两年前自然之友组织的一次义卖活动上，杨东平的画作以4000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卖成功，并全部捐赠给自然之友。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说话的对象，不再是业内的人士，而是公众；他影响的人群，也不只是业内人士，而是公众。著名NGO人士梁晓燕说，“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专业穿透力，才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间游走。”杨东平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学理工科出身的他，有着极强的逻辑性，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语言表述上，更在于他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要害，并一语中的。因此，不论是在公共传媒领域，还是在教育、环保乃至于公共管理咨询领域，杨东平都能够深度参与。
“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打开了”
为什么杨东平会走向今天这种通过民间力量影响社会和公众的道路？
“因为那条路走不通了嘛。”杨东平大笑。他说的那条路，是指仕途。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杨东平的仕途一直很顺利，担任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参加过中央党校的学习，成为“第二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
如果不是因为1989年的学潮风波，也许杨东平在仕途上也许走得还会更远。风波过后，杨东平变成了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名普通教师。尽管杨东平在体制内的发展空间由此受到了局限，这并没有阻碍他在另外一些方面工作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学者触电潮”中，杨东平成了先锋。
在更加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组织工作之前，杨东平很重要的身份是媒体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东平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创办，并从1996年到2003年担任该节目的总策划，与崔永元等央视资深主持人成为挚交；从2003年开始，他参与并担任了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的总策划；此后，还担任了阳光卫视《人生在线》栏目的策划。与此同时，杨东平还给很多的报纸、杂志写了大量的专栏和评论文章。
2009年开始，杨东平的视野里又多了一个新的媒体——网络。短短两个月内，杨东平的新浪博客就火了两把，除文章开头提到的“奥数”事件外，还有北外“香水女生”的事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香水女生”王婷婷被传因为批判当前教育的言论而被迫退学之后，杨东平写了一篇《王婷婷是个好学生》，赞香水女生“她的思考和社会关怀、她的真实和真诚，以及她在逆境中坚守良知的道德勇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令人尊敬，而且令人感动。她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教育学上的认识价值，也为认识80后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样本，是一缕阳光，是一种希望。”由此引发了更多人对此事的关注和议论。这篇博文的点击超过了15万，回复也达到了600多条。
这两把“火”烧起来后，杨东平的博客点击量剧增，他本人也跟着火了。
火是火了，有时候在点燃别人的时候也很容易引火上身。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把脸皮变得厚一些。”杨东平哈哈大笑。他进而解释：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声音，只要能发出来，都是好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
杨东平说，知识分子面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社会的充分发育，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利益的多元化的出现，使得不同的声音成为一种可能；二是公共传媒的普遍存在使得各种社会声音得以便利地传播。“时势造英雄”，只是杨东平比很多人走得更早、更远。
公共知识分子要学会对大众说话
在体制内外游走，必然需要两身武功，杨东平称之为“两把刷子”。一把是专门用来对付体制内职称评比的标准，专门用来撰写各种核心期刊的研究论文；另外一把是用来面对公众说话的，用公众的语言来说大众能听得懂的话。
5月9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国家图书馆共同主办的“新民教育讲坛”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演讲大厅外，陪同主讲嘉宾前来的杨东平被数名家长围住，急切地反映孩子在学校遭遇的种种教育不公。杨东平微笑着耐心倾听、交流，时而提问。将近40分钟后，因为后面有记者等着采访，家长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因为杨东平在奥数、择校等教育公平相关问题上的关注，很多苦不堪言的家长找到杨东平，希望能借助杨东平和媒体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发言。屡次有家长把电话打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要求“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我要把情况跟杨教授反映反映。”
公共知识分子，不仅仅要和大众说话，还要学会和官员打交道。一般认为，官员都是在科层制下生存的、倾向于维护现有制度的保守群体，可杨东平说，“官员不是铁打的一块，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也是需要被鼓励的。”2008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发起了一项公益评选活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得到了全国各地50余个县、市及省级教育管理机构的积极相应，近年来各地开展的一系列优秀教育改革案例被挖掘出来，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地方教育官员成为了杨东平的坚定支持者。
“我觉得在报纸上的文章的意义并不低于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杨东平笑称，尽管自己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也是达到指标的，但相对来说，他更加看重报纸等公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和启蒙，尽管这些文章对于评比职称并没有太多的用处。
他说自己在公共媒体上做的大量的、非学术的工作，其背后的诉求在于：希望能够把知识分子的思考变成影响社会的行动。他的榜样是五四前后那批面向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比如陈独秀，“最优秀的学者都是面向公众来生存、演讲，进行文化启蒙的。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不是只是在体制内自说自话的，还要学会和公众说话。”
有熟悉杨东平的人分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在杨东平身上有着典型的体现，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始终是中国典型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价值取向。如果不是仕途那扇门被迫关闭，今天的杨东平也许会在体制内同样地活跃；而后来杨东平在非政府领域的各种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理想主义者
无疑，公共知识分子总是要比一般人要多付出很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一种付出。那些发表在各种公共媒体上的文章不会在评职称时发挥任何作用，为此付出的心血，很多时候得不到任何回报，相反，得到的可能是冷嘲热讽甚至恶言相向的谩骂。在“奥数”事件中，说杨东平是“沽名钓誉”、“不学无术”者大有人在。尽管如此，杨东平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向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很多人不理解，杨东平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毫无顾忌”地频频发言？
有人解释，杨东平已是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所长，并年近六十，即将退休，更多的名和利对他而言已经没有诱惑力。可问题在于，和杨东平情况相近或者相似的大有人在，为何愿意为各种社会问题大声疾呼的人，仍然少见？
出生于1949年的杨东平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的父辈对于新中国来自不易的直观感受和对旧社会的由衷控诉，自身又经历了建国后各种各样的运动，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那批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一些，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发展。然而，杨东平认为，不管是50后还是80后，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人会更加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前途。
有熟悉杨东平的人士分析，这种胆识和勇气，也许与杨东平的成长环境相关。杨东平出生后第三天，就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其父是鲁南军区的南下干部，解放后官至上海市委副书记，“好东西他都见过了，大场面他也经历过了，所以他可以做到不那么在乎一般人在乎的名和利。”
杨东平在上海的家就在徐家汇绿地附近老干部们聚居的大院里，一起长大的朋友也多是大院里的干部子弟。他多次表达了对电视剧《血色浪漫》里主人翁钟跃民的欣赏，并笑言，“我们那帮人其实和钟跃民他们差不多，只是我们上海的孩子没有他们那么‘痞’。”
他对钟跃民这个具有“诗人浪漫气质，哲人理性精神，军人刚毅素质，商人灵活头脑的有为青年”的欣赏，除生活背景的相似引发的共鸣之外，也许更多的是钟跃民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更为相似的，尽管经历了许多，他们的理想仍然没有湮灭。
达观的悲观主义者
1994年，杨东平出版了他个人的代表作《城市季风》，是国内第一本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论述的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对城市的认知，破了“国家”的笼统观念,开启了地域文化和城际文化个性及特质比较的话语空间，引发了一轮城市文化研究热潮。他自己也因此开始关注城市文化保护问题，并进入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保护工作中。
2009年5月9日，杨东平在博客上上传了题为《南京！南京！南京告急！》的文章，转载了南京29名各界人士呼吁保护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紧急呼吁，“令人无比沉痛的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从来都不是仅仅毁于侵略者的手中！”
这种呼吁，到底有没有用？各种努力，究竟能不能够改变现状？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文化、经济、环保领域，这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们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杨东平坦承，有些呼吁和主张、有些努力并不能够马上见到效果；有些时候，这种呼吁甚至是没有用的，尤其是这种呼吁的对抗对象背后，往往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支撑。他表示，自己的一些努力和理念，有的可能在有生之年也见不到成效。杨东平很清楚，中国的社会还远远没有发育到社会力量可以很快改变社会决策的程度，“但是发表不同意见，发出不同声音，还是有价值的。”
他以马寅初为例，“当年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被采纳，但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总比没有人说出来好。任何一件事情，总是需要有人去说的。你说了不一定能够马上改变，但是如果不说，那么永远不会产生改变。”
从2009年2月开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开始围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讨论，并在每一场讨论会后，都根据与会者的声音形成正式的政策建议，通过各种途径提交相关的部门。但这些政策建议中有多大程度会被采纳，很多人包括杨东平在内，并没有过度乐观。
“我们要为这个时代负责，要在历史的进程中，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他看重的是这些努力背后的公民教育功能。“只要有参与的可能性，我们就要重视这个参与的机会。”
不管是环境保护、老城市保护还是教育改革，社会发展的环境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深度参与其中的杨东平能察觉到问题之多、之复杂，也深知问题解决的不易。所以很多时候，公益组织和公共知识分子只能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杨东平一边说一边笑。
他说自己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但同时又表示，是否乐观其实是一个主观选择，因为现实的问题到处都有，“要是郁闷死了，还怎么做环保啊？”
也许，用“达观”来形容他更合适。
理想主义者的希望
也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
2003年底，迫于自然之友等NGO、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在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江堰附近兴建的杨柳湖大坝工程下马——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的第一次“胜利”。2003年8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审批通过了《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批准启动在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拦筑13级大坝的水电开发项目，由于众多学者和NGO 坚持不懈的质疑和反对，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转机，2004年，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要求此类事情要“科学决策”。事情并未到此结束，2008年，国家发改委再次将报告递交到国务院，试图重新启动怒江建坝项目。所幸的是，就在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再次对此事进行了否决。
杨东平说，今天的中国和10年、20年前的中国已经不同。不论是在社会开放还是在决策过程的开放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大的一步。民间声音的力量开始逐渐凸现，并且对社会的决策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教育领域，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就是一届又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们持续呼吁的结果。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开始受到杨东平等学者和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等NGO的关注。在各界的关注和努力下，农民工子女教育开始进入国家决策的视野，国务院也因此确立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两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为主）原则。
在杨东平几个主要的活动领域中，环保是很重要的一块。他给北京理工大学的本科生开了一门公共选修课叫《环境与社会》。尽管每次上课都要到北京理工大学的良乡校区上课，每次为了上两节课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但杨东平认为这很值得。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以工科为主，学生们未来大多会成为不同的行业里的工程师。令他欣慰的是，大多数学生都能从他的课上受益，并有了一定的改变。“有环境保护视角的工程师和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工程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这些具有环保意识的学生有一天成长为决策者，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奥数事件中，杨东平笑称自己是点燃炸弹导火索的“董存瑞”。从由此引发的利益部门的强烈反弹来看，这个比喻是有道理的。可以预见的是，奥数教育各种利益的博弈短期内还很难停止。然而，事情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4月26日，已经有署名“王冰”的读者在杨东平的博客上留言说，“我是一个举办奥数教育多年的培训者，我早就知道这其中的危害，但苦于没有权威人士呼吁奥数对少年儿童的灾难性后果言论，我只好只顾经济利益了，杨教授，我已经把您的博文印成了小册子发放到每一个孩子手里，让他们拿回家读给父母，了解奥数，我校决定马上取消这劳民伤财的万恶奥数教育，谢谢您。”
这是杨东平尤为珍视的变化。
平民杨东平
每次回到上海，杨东平有一例行的功课：巡视和拍摄“西区风景”，用照片记录他曾经生活过的徐汇区一带的街景，当年“法租界”的风景。
在杨东平的镜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日常的生活场景：推着板车在巷子里叫卖的大爷大妈、弄堂里的老房子、街头巷尾闲聊的大婶……平民的情怀在其中弥漫，同时还透露出特别的审美情趣。“没有办法，人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人的气质和趣味很大程度上是被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所塑造的。”
担任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有很多琐事，尽管为此所累，杨东平说，和学生在一起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尽管平时公务和社会事务繁忙，他还是会通过点名学生回答问题等各种方式来认识和记住每一位学生，以至于学生们为老师能记住自己的名字甚至和自己打招呼而惊喜；在学生的毕业谢师宴上，他会细心地记得给每一位学生准备礼物；有时下课后，杨东平会和学生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聊起自己女儿的一些趣事。
学生们也喜欢和杨老师在一起，他们这位在很多人看来神情严肃、不好接近的老师，实际是一位关注和爱护自己的长辈：学生们甚至会在他从外地出差回来的时候“耍赖”似的问他要礼物，偶尔还会嚷嚷要老师请客改善生活；他会关切学生的电脑坏了怎么修理；会关心学生的情感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经验和学生分享：“两个人在家庭中的关系，比如说谁做饭、谁洗衣服、谁拖地板，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刚在一起的生活的时候如果你总是做饭洗衣服，以后这种事情就会自动地变成是你一个人的，想不做也不行了。”在家里，杨东平负责做饭和洗碗的工作，他将这些活儿称之为“放松”，据说他做饭的手艺还不错。
杨东平对女儿的态度一直很“开明”，早些年妻子无意间看到“早恋”的女儿和男生传的纸条，尽管内容“触目惊心”，作为家长的他和妻子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顺其自然，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也很顺利和健康。很多人以为，和很多名人的孩子一样，杨东平的女儿是在某个国家留学。实际上，他的女儿就读于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寒暑假期间也会随同杨东平的学生和NGO成员一起到农村调研。杨东平说，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孩子非得考上什么重点大学，“我相信孩子未来的成功并不会因为她上的是什么大学而决定。”
已经大四的女儿面临着考研、工作还是下乡的选择，孩子自己并没有执着的想法和要求，倒是作为家长的他有着些许的着急和无奈，“你不能不管，但又无法替她做任何决定。”
即便是名人如杨东平，也一样面临普通人的家长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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